齐文化大观园

竹林七贤的另类生活

 

 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,也是社会极度黑暗、腐朽的时期。社会统治阶层——地主阶层有士族、庶族之分。士族地主占有绝大多数土地和劳动者,享有特权,世代为官。他们衣着华丽,涂脂粉,结宽带,戴高帽,着高屐,出则乘车,入则扶持,真可谓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,是一群极端腐朽的社会寄生虫。社会顶层统治者不思进取,士大夫子弟昏聩无能,士族教育腐败,加之士族内部相互通婚近亲繁殖,致使“一代不如一代”,腐朽、堕落是当时最真实的社会写照。南康令王复听见马的嘶鸣吓得浑身发抖,认为是老虎要来吃人。晋惠帝更“幽默”,有大臣禀告因为饥荒,老百姓没饭吃,饿死无数,晋惠帝很不解地问:“为何不食肉糜?”

广大的庶族地主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和部分劳动者,受到压制,但数量多,势力大,不容小觑。其中不乏优秀者,面对如此社会状态普遍感到压抑迷茫,深感时局之不可为,早年的功名之心大减,出于洁身自好而不愿同流合。对政治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,却纵情于山水竹林,纵酒酣歌,放旷不羁。其中最着名的莫过于“竹林七贤”: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。这七贤有两个共同的显着特点,一是爱喝酒;二是好骂街。

先说喝酒。刘伶喜欢喝酒,随身带着一个酒壶,乘鹿车,边行边饮。车后安排一仆人,携带挖掘工具,准备着主人一旦长醉不醒,就地挖坑埋葬。老婆声泪俱下劝他戒酒,他说,好!可是我管不住自己,只有向鬼神发誓,才能戒掉酒肉。妻子听了很高兴,就置办好酒菜祭天敬神。刘伶装模作样虔诚地跪地祷告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,五斗解醒。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”然后将祭祀用的酒肉一扫而光。喝醉了便玩“裸睡”。一日有客来访,见其赤身裸体,甚为不雅,责问,对曰:我以天地为宅舍,以屋室为衣裤,尔等为何入吾裤中?放浪形骸可见一斑。阮咸喝酒属于豪放派,曾与知交豪饮,不用酒具,大盆盛满,双手捧饮,十分痛快。酒香引来一群猪,也不驱赶,于是人猪共饮。

说到骂街,当首推祢衡。祢衡是典型的“愤青”,不被赏识,“愤”;被任用了,不合作,还是“愤”。祢衡与孔子的后人孔融交往甚密,二人惺惺惜惜。孔融四岁能让梨,然而及其长成,却有“无父无母”的高论,孔子若是泉下有知一定恨得咬牙切齿。祢衡赞孔融是“仲尼不死”,孔融则称祢衡“颜回复生”。不过现实生活中,二人却是“志大才小”,处处碰壁。其中最着名的桥段是祢衡的“击鼓骂曹”:赤裸着自己的“清白之身”,高声詈骂曹操这“污浊之人”,结果二人都被曹丞相直接或间接地杀掉了。阮籍则不同于祢衡、嵇康的情感外放、激烈的反社会性,而是个性谨慎,懂得明哲保身。内心的矛盾,对现实的不满和隐忍,通过“青白眼”、“长啸”来表达。所谓“青白眼”是指跟人谈得来便露出黑眼球,谈不来的便白眼一翻,不再搭理。“长啸”类似于当下的“飚海豚音”,高亢、激烈、持久。他的侄子阮咸为人更加放达,不拘礼法。某年七月七,道北风俗家家竖起衣架,挂满绫罗绸缎,显示自家的富足,十分张扬。家住道南的阮咸也在自家院子里竖起几根竹竿,当然绫罗绸缎是没有的,却把几条破旧不堪的粗布短裤高高挂起,别人取笑时他还振振有词。这其实也是一种“骂街”。曾有哲人说过“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嘲”,阮咸表面是晾内裤寒碜自己,焉知其不是对虚伪、龌龊社会的辛辣嘲讽。

无论是“借酒浇愁”、“大白天裸睡”,还是“泼妇骂街”、当街晒内裤,这些狂放不羁的表象究其实质都是对名教礼法的否定,是因对社会不满而引发的“极端”的发泄与抗争。

除了上述少数“奇葩”外,大部分知识分子采取的是“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”的策略。他们专心研究文学,注重文章的审美情趣,对文章的评判价值也不断升高。文人非常注重自我修养,倡导“养气炼性”,主张恬淡寡欲,游览熏陶。博大开阔的心胸,浩然周流的气势,方能孕育出灵犀秀丽的文章。文气、文笔、文品、文境构成了文人的心象,中国文人都以养气炼性为终身修业。以文学为中心的审美教育还泛华到书法、绘画、音乐等诸多方面。王羲之的草书代表着文字从实用功能演化到审美功能,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蔚然成风。北齐时,秀才考试,对策错误的被罚站,而书写潦草有误者罚喝墨汁一升。绘画题材与绘画技法也有很大扩展与提升。而爱好音乐则是衡量一个人风雅高下的指标,“左琴右书”成为当时士人的肖像模板。崇尚自然,避世不仕,注重自我修养,保持内心的从容与安静,举头望浮云,低首观花落,或许这就是 “魏晋风骨”中疏影虬横的骨架吧。

作者:王书敬,ag在线怎么玩|官网专职副院长,副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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